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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汪孟鄒、汪原放叔侄的交往友誼
來源:信息科   發布時間:2018-12-24  點擊次數:

陳獨秀和汪孟鄒都是安徽人,一個出生在安慶懷寧,一個出生在徽州績溪。汪孟鄒的哥哥汪希顏是陳獨秀留學日本的好友,汪原放是汪希顏的兒子。汪氏叔侄是著名的出版家,他們當年經營的亞東圖書館,在上海灘也是頗有名氣。陳獨秀因辦報而與汪孟鄒建立了工作關系,天長日久,這種關系便發展成為與汪氏叔侄的山高水長的友誼。

你到上海開一個書店

  1903年冬,汪孟鄒在蕪湖長街開辦科學圖書社,說是圖書社,其實就是一個既賣圖書又賣文具的新書店。此時,陳獨秀等正籌辦《安徽俗話報》,并想把它交給圖書社編輯和發行。他來到蕪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汪孟鄒,汪孟鄒直言相告:“我們徽州人可是吃慣了苦,我這里每天兩頓粥,清苦的很。你行嗎? ”

  陳獨秀笑著回答:“就吃兩頓粥好。 ”他把“推倒一時豪杰,擴拓萬古心胸”的對聯掛在堂前,以砥礪自己的意志。就這樣,陳獨秀在汪孟鄒的書店辦起了《安徽俗話報》,一直辦了二十三期,于1905年停刊。

  辛亥革命成功后,安徽成立都督府,柏文蔚為都督,陳獨秀為秘書長。一些朋友攛掇汪孟鄒去找陳獨秀謀個肥缺差事,汪孟鄒來到都督府所在地安慶,和陳獨秀實話相說,以為有求必應。沒想到陳獨秀卻沉著臉說:“這里是長局嗎?馬上會變的。回去,回去,你還是回蕪湖賣你的鉛筆、墨水、練習簿的好。我來和烈武(即柏文蔚)說,要他幫一點忙,你還是到上海開一個書店好,就叫亞東圖書館吧。 ”

  汪孟鄒想了想,覺得說的有道理。他又將汪原放從蕪湖召來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馬路)惠福里辦起亞東圖書館,后來又遷到河南路平和里。 1914年春,又遷到江西路口的福華里。亞東圖書館遷來遷去,一直離不開狹窄的弄堂,陳獨秀對此很不滿意,多次勸說汪孟鄒要將書店遷出弄堂。

  有一次,他甚至變色地說:“你要死,只管還縮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走出弄堂,上大馬路。 ”1919年初,亞東圖書館因經銷北京大學書籍,終于遷至五馬路(廣東路)棋盤街西首。

  二次革命失敗后,陳獨秀避難東渡日本,幫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志。從日本回來后,陳獨秀便想讓亞東幫助他辦一本雜志。他對汪孟鄒說:“我早就想辦一本雜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全國的思想都要改觀。 ”汪孟鄒極表贊同,可眼下亞東的生意十分清淡,已經沒有能力接受老友的托付。

  汪孟鄒是個熱心人,找到同行老友、群益書社的陳子壽、陳子沛兄弟,讓群益書社和陳獨秀合作,于是,這份雜志才得以出版發行,它便是風靡一時的《新青年》。

  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后,給亞東圖書館帶來新的氣象。北大委托亞東圖書館為其在上海的總經銷,專門銷售北大出版的新書。《新青年》也一直由亞東銷售。陳獨秀還把《每周評論》和《新潮》等都交由亞東銷售,亞東圖書館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傳播陣地。

支持汪原放標點《水滸》

  胡適最早主張用新式標點取代古籍中的舊式句讀,汪原放則是第一個實踐者。他把自己的計劃和打算告訴了汪孟鄒:“大叔,我想給《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西游記》標點和分段。 《水滸》的工作已準備好,我想先從它開始。您同意嗎? ”

  汪孟鄒聽罷并不贊同,他雖然知道侄子的古文功底,可他更多考慮的是書的出版發行。他說:“聽說你還要把金圣嘆的眉批夾注一概刪掉,這樣做妥當嗎?此事不做則已,一做便是要擔風險的。如果書賣不掉,是要蝕老本的。 ”

  叔侄二人,誰也說服不了誰。汪孟鄒只得向陳獨秀搬救兵,希望勸勸汪原放,不要做這件蝕本的買賣。陳獨秀聽罷,一言不發,讓汪原放把標點的《水滸》給他帶回去看看。過不了幾天,陳獨秀又來到亞東,一進門便高興地說:“我看過了,很好,能出。眉批夾注刪掉好,讀書嘛,就要讓讀者自己去讀。 ”他把書放在桌上,高興地說:“我已給適之去信,讓他為原放標點、分段的《水滸》寫個序。 ”

  看著陳獨秀如此釋然的表情,汪孟鄒懸著的心總算落了地,喜滋滋地說:“仲甫,你也要寫一篇才好哩! ”

  1920年8月20日,由汪原放標點、分段的《水滸》,在亞東圖書館正式發行。陳獨秀和胡適分別為之作《水滸新敘》和《水滸傳考證》。

  初版時,亞東圖書館只印了二千部,一上架便銷售一空,于是,又加印到四千部。新版《水滸》得到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更增強了汪原放的信心,他又重新標點了《儒林外史》和《紅樓夢》。

  當《儒林外史》將排版時,汪孟鄒又邀陳獨秀作序。陳獨秀卻讓汪原放先寫,寫好后給他看看。他怕汪孟鄒不放心,說“如果有不妥的地方,我再替他改一改。如果真不行,我一定重寫一篇。 ”

  幾天后,汪原放把代寫的敘交給了陳獨秀,陳獨秀細心地閱讀后,僅改動了幾個字,便高興地署上自己的名字。汪原放在陳獨秀的鼓勵下,膽子更大了,又標點了《西游記》、《三國演義》、《鏡花緣》等書。

  這一工作得到魯迅和胡適的贊揚和肯定。魯迅說,汪原放的“標點和校正小說,雖然不免小謬誤,但大體是有功于作者和讀者的。 ”胡適說:“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標點符號把《水滸傳》重新點讀一遍,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這是用新標點來翻印舊書的第一次。 ”

汪原放又回到亞東圖書館

  五四運動后,陳獨秀在北大受到排擠,只得又回到上海,居住在亞東圖書館。1920年8月,陳獨秀和蘇俄代表維經斯基等談話后,便積極投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他的許多活動都是在亞東進行的。汪孟鄒是個精明人,十分清楚陳獨秀在干什么,出于對老友的信賴和理解,盡量為陳獨秀的活動提供方便。

  1922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在上海創刊。陳獨秀讓亞東籌措最好的紙張,以作《向導》印刷所用。《向導》印好后,亞東還承擔了它的發行工作。與此同時,亞東圖書館正抓緊趕排《獨秀文存》。

  汪原放和陳獨秀的第二個兒子陳喬年年齡相仿,喬年常來亞東圖書館,時間久了,他們便成了朋友。陳喬年成為中共領導人后,汪原放深受影響,有加入共產黨的意思。 1925年,由陳喬年和郭伯和介紹,汪原放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5月,汪原放奉指示來到漢口,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長,管理長江書店、長江印刷廠和宏源紙行,負責《向導》的印刷、出版和發行。汪精衛背叛革命后,武漢也和上海一樣,籠罩在血雨腥風之中。陳獨秀不放心汪原放的安全,讓他去找皖籍國民黨知名人士光明甫,讓他和柏文蔚疏通一下,最好在他的三十三軍謀一差事,以有一張名正言順的護身符。

  光明甫和柏文蔚都是安徽人,也都是陳獨秀和汪孟鄒的朋友,他們也都同情共產黨。汪原放向他們轉達了陳獨秀的口信,很快便在三十三軍謀了一個少校軍銜的參謀。于是,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工作便能在秘密的情況下照常進行。

  大革命失敗后,汪原放陪同陳獨秀由武漢來到上海,由于行跡匆匆,汪原放忘記帶組織關系,與黨失去聯系,汪原放很是焦慮。陳獨秀知道了這件事情,他讓陳喬年告訴汪原放,在如今的白色恐怖下,“還是把書店事做好要緊。書店很不容易做,不進則退。所以,你們還是帶灰一點好,千萬不可犯紅,萬一惹出事來,書便做不成了,那是得不償失的。 ”

  汪原放遵照陳獨秀的意見,又回到亞東圖書館,重操舊業,當起編譯。這期間,汪原放協助汪孟鄒,使亞東在五年的時間內,出版了七十三部書,其中汪原放的譯著便有《仆人》、《伊所伯的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和《一千零一夜》等。

預支稿酬解困境

  1932年10月,陳獨秀又一次被捕入獄。他一生多次被捕,而每次被捕,就因為他跟汪孟鄒的關系,亞東圖書館都要受到牽連。陳獨秀后由南京第一模范監獄寄來明信片,說他生病了,想亞東派人去看望。

  汪原放撂下手頭的事,來到南京探視。走進南京第一模范監獄,由獄警引進到一間囚所。只見陳獨秀捂著肚子,從床上坐了起來說:“我的胃病犯了,實在疼痛難耐。這里的獄醫也治了,又是吃藥,又是打針,就是不見好。 ”他讓汪原放回上海去找黃仲醫生,以前在上海,陳獨秀的老胃病,只有吃他的藥,才能見效。

  陳獨秀說完治病的事后,便問起亞東圖書館的情況,他看著汪原放動情地說:“我對亞東是有特殊的感情的。十年前,離開陳炯明,辭去教育委員長,我便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每月只有那么點錢,這點錢是入不敷出的。如果不是亞東一次一次的預支《獨秀文存》的稿酬,我也不清楚,日子會怎樣的過下去。 ”

  中共初建時期,專職的黨務工作者只有很低的生活費,僅夠一個人的生活開銷,難以維系數口之家的生活。陳獨秀失去固定的經濟收入,又不理家事。妻子高君曼常有怨言,兩人為此常常吵架。在黨內同志多次勸說無效的情況下,高君曼回南京鄉下的房子居住。高君曼后常來上海,與陳獨秀在亞東圖書館見面。高君曼患了肺病,陳獨秀每月給予五十元,高君曼嫌不夠,兩人為此事常常大吵大鬧。陳獨秀無奈,只得以稿費補貼全家生活,而稿費往往又是預支的,為此,他欠了亞東許多債。

  1933年5月,汪原放又一次來南京探視。兩人互道問詢后,陳獨秀讓汪原放重新印刷《獨秀文存》,以稿酬結清亞東的賬。汪原放回到上海后,便重印《獨秀文存》,沒想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印四千部一次告罄。

  老友柏文蔚、章士釗給亞東送來一些錢,讓轉交陳獨秀,以貼補生活之需。陳獨秀執意用這些錢抵銷亞東的欠賬。這時,亞東已是汪原放主事,他體諒陳獨秀的清貧,根本沒打算抵銷其在亞東的欠賬。陳獨秀每每催問此事時,他總是敷衍,而不出示明細的賬單。 6月16日,陳獨秀又給汪原放來信說:“柏、章諸君曾有小款托尊處轉收,不知全數若干?除以此扣還外,尚欠尊處若干?務請抄一細賬賜知。無論如何深交,賬目必須清楚。令叔對此往往胡里胡涂,望兄一矯正之

  《獨秀文存》銷售書款回籠這么快,加之柏、章二人的贈款,抵消陳獨秀的亞東預支稿酬已是綽綽有余了,汪原放這才讓賬房抄了一份明細的賬單,于10月間,給陳獨秀寄去。很快,陳獨秀便給汪原放復了信:“我猜想這賬上的主要意思是說《文存》的版費,除前透支外,現尚存洋二百六十四元。他與亞東的經濟賬終算結清,尚存的錢,委托亞東按月支付給在上海讀書的小兒子和年。

  陳獨秀和汪氏叔侄的交往和友誼,是經歷了歷史歲月的風雨洗禮,充滿著革命的激情,如陳獨秀在《科學圖書社二十周年紀念冊》的題詞所說:“二十年前,孟鄒以毫無商業經驗的秀才,跑到蕪湖開書店,實是盲目行動,然當時為熱烈的革新感情所趨使,居然糊糊涂涂,做到現在狀況。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趨使,寄居在科學圖書社樓上,做《安徽俗話報》,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吾衣被,亦不自覺。當日社中朝夕晤談的好友,章谷士、曹復生,可憐如今都沒有了!”(張家康 《江淮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