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資料
您當前的位置: 首頁 > 文史資料
 
沉心靜氣做學問——季羨林的治學精神
來源:信息科   發布時間:2018-12-17  點擊次數:

主講人簡介:

  蔡德貴,著名學者,畢業于北京大學,師從季羨林。現為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季羨林研究所副所長。2008年經季羨林先生選定,作為季羨林先生的學術助手,并一直從事季羨林先生口述歷史的記錄和整理工作。其學術著作主要有:《十大思想家》(合著)、《秦漢齊學》(合著)、《阿拉伯哲學史》《沙漠里的沉思——阿拉伯人的哲學與宗教》《季羨林傳》等;參著的有:《春秋哲學》《山東古代思想家》《孔子文化大典》《人學大詞典》《價值學大詞典》《東方哲學史》《現代東方哲學》《世界人學史》《中國儒學年鑒》等。

編者的話:

  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曾在北京大學執教長達半個多世紀。他早年留學國外,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以及吐火羅文等多種語言和文字,并翻譯了大量作品。其中在印度古代語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羅語研究等方面有很大的建樹,他翻譯的《彌勒會見記》《沙恭達羅》《羅摩衍那》為國內學術界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他一生經歷了各種喧囂干擾,但始終能沉心靜氣地做學問,成為一代大師。他的經歷和精神對年輕一代學者有著很大的啟發和教育意義。本期講壇邀請蔡德貴教授講述季羨林的治學精神。

   “竭澤而漁”的治學精神

    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學阿拉伯語專業。受到“文革”影響,我們僅在校學習8個多月,雖然只是8個多月,但我們成為了季羨林先生廣義上的學生。說是廣義上的學生,是因為據統計,季先生在2009年7月11日去世之前,大概有6000多名學生,這就是廣義的,而真正繼承其學術思想、專業學科的學生并不是很多。

  學界對季羨林先生的評價各不相同。著名學者胡適晚年對其同仁說過這樣的話:“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具體怎么樣?胡適沒有說。著名國學家饒宗頤卻談到了具體的,他曾在我的《季羨林傳·序》中說:“我所認識的季先生,他是一位篤實敦厚,人們樂于親近的博大長者,搖起筆來卻娓娓動聽,光華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帶從容不迫的齊魯風格和涵蓋氣象,從來不矜奇、不炫博,腳踏實地,做起學問來,一定要‘竭澤而漁’,這4個字正是表現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來作為度人的金針,亦是再好沒有的。”饒宗頤先生說季羨林先生做學問做到竭澤而漁。何謂竭澤而漁呢?用季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抓住一個問題不放。

  季羨林先生曾經親筆給一個朋友題了一幅字,他這樣寫道:“做學問必須能隨時提出新問題,解決新問題,絕不能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做學問必須有勇氣有耐性看準了一個問題就要勇往直前,衣帶漸寬終不悔,不搗黃龍絕不罷休。”只有這樣才能真有成就;他經常說的一句話叫“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做學問就是兩個字:一個勤,一個苦。抓住這兩個字,學問才能夠做好。這是季先生對治學提出的基本思路。

  季羨林先生一生的經歷,也是他實現竭澤而漁治學精神的過程。

  1911年8月6日,季羨林出生在貧困地區山東清平縣(今臨清市)官莊村的一個破落農戶之家。祖父季老苔在季羨林出生時已經去世,父親季嗣廉一代兄弟3人,二弟季嗣誠,三弟因為父母雙亡,被送人改姓了刁。父親和叔叔也孤苦伶仃,只得寄人籬下,很難填飽肚子。為了找活路,兄弟倆到濟南闖蕩。季嗣誠好歹在濟南立住腳,留下來了,季嗣廉則回老家侍弄祖上留下的幾畝地。可季羨林的叔叔后來在濟南失了業,只得流落到關東。他用身上僅剩下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中了頭獎,一下子得了幾千兩銀子,季家成了暴發戶。父親季嗣廉就買了60畝帶水井的地,還蓋了大房子,耀武揚威,沒有磚,便高價買別人拆房子的磚。叔叔又回到濟南,在黃河河務局找到了一個職員的位子。父親在家里仗義施財,大出風頭。他到外村去趕集,經常請全席棚的人喝酒吃飯,時間不長,60畝水田又被賣掉,新房也被拆掉,賣了磚瓦,季家又成了破落戶。到季羨林記事時,家里已一貧如洗。所以,在濟南的叔叔回去探親發現,如果季羨林在臨清待下去,這一生就沒有出頭之日了。因此,季嗣誠就與季嗣廉商量,把季羨林過繼到自己名下并帶到濟南。到了濟南,生活頗見起色,但還是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原來,由于季嗣誠沒有及時給年幼的季羨林種牛痘,季羨林得了天花,病了好幾個月。雖然病治好了,但落了一臉麻子。因此,小小年紀的季羨林走到哪里都不愿抬頭,自卑感甚重,也因此不愿念書,經常逃學,整天玩耍。小學畢業,他上了正誼中學。上初中的日子,也是自在逍遙。叔叔不僅讓他學習古文,還學習英語的要求也一再使他感到沒有新意,而正誼中學的正式課程,有國文、英語、數、理、生、地,國文教的是《古文觀止》一類的書,要求背誦,作文全用文言寫作;英語教《泰西五十軼事》《天方夜譚》《莎氏樂府本事》《納氏文法》等。他沒怎么用功,也對付過去了;其余時間,便是讀了大量舊小說,《三國演義》《說唐》《說岳》《紅樓夢》《西廂記》等。

  正誼中學畢業后,季羨林在這里又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轉入新成立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由于山大校長王壽彭作為前清狀元提倡讀經,附中也開設《書經》和《易經》,兩位經學老師,上課不用帶書,連注疏都背得滾瓜爛熟。國文老師王崑玉,是桐城派古文作家,布置的第一篇作文是《讀〈徐文長傳〉書后》。季羨林的作文得到了“亦簡勁,亦暢達”的批語,使他在吃驚之余,對古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讀《韓昌黎集》《柳宗元集》、歐陽修文集及三蘇文集。在第一學期結束的時候,季羨林得了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數超過95分,王壽彭親自題寫了一個扇面和一副對聯。王壽彭是著名書家,能屈尊為一個高一學生題字,足見季羨林的成績讓他吃驚了。從此,季羨林的學習積極性被激發出來,一發而不可收,連續兩年四學期,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在山大附中威名大震。此后,季羨林回憶起這段生活,總是說: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山大附中開始的。

    遇恩師,習德文

  正在季羨林興高采烈準備進一步地完成高中的第三個學年學習計劃時,日本出兵濟南,“五三慘案”發生。不久山大附中關了門,山大遷往青島。1929年,由山大附中等校改建的濟南高中成立,季羨林轉入該校,成為一級學生。

  在這里,季羨林遇到了這一生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兩位恩師。一位是著名作家胡也頻先生,其夫人是現代著名作家丁玲。胡也頻教的是《現代文藝的使命》這門課,讓季羨林受益無窮。

  另一位恩師是董秋芳,是當時季羨林的國文老師。董秋芳是浙江紹興人,翻譯了俄羅斯的許多文學作品,他還與魯迅先生過從甚密,他學識淵博、根基深厚。董老師布置作文常常不出題目,只在黑板上大書“隨便寫來”4個大字,讓學生充分享有絕對的寫作自由,季羨林就利用這種自由,改用白話寫作文,其才華得到了施展。他寫了一篇《回家奔喪》,講的是他父親去世后的感想,董老師贊譽這篇作文感情真摯。他借機將魯迅、胡適、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說和散文幾乎讀了一遍。從此,季羨林開始了長達近70年的寫作生涯,這一年,他在天津《益世報》上發表了《文明人的公理》等三篇文章,署名希逋。他改寫白話文,也不再讀經學課程,但卻不放松學習古籍,又廣泛涉獵了陶淵明、杜甫、李白、王維、李義山、李后主、蘇軾、陸游、姜白石等人的作品,這為他以后的廣積博發打下了雄厚的基礎。這一年的兩個學期,他又得了兩個甲等第一名,加上在山大附中得的4個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實的“六連冠”,這為他的升學考試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1930年,季羨林高中畢業,以優異的成績同時考取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北大的考題難而奇特,國文作文是“何謂科學方法?試分析詳論之”;英文則更奇特,漢譯英的內容是:“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對這兩個難啃的核桃,季羨林因為基礎扎實,都從容對付過來了,對甚至突然決定的加試英文聽寫,也應付自如。他考取了兩所名牌大學,最后因為出國機會多而選了清華,專業是西洋文學系的德文專業。

  4年的大學生活,讓季羨林受益無窮的不是正課,而是三門選修課。

  第一門選修課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季羨林先生曾回憶說,朱先生當時是一位年輕的教師,上課從來不敢看學生,而是看著天花板。就是這樣一位看著天花板的老師把西洋的文藝心理學講得頭頭是道,讓學生佩服。

  第二門選修課是清華大學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這也是對季羨林先生影響最大的一門課。一個學期陳先生給學生講的也只有一部書,那就是中國禪宗的《壇經》。陳先生的教學很有特點,他喜歡在黑板上先把他掌握的資料一條一條寫完,寫完后再條分屢析,季羨林先生從這種考據學的方法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滿足,也正是因為這種方法,使季羨林先生對佛教的研究產生了興趣。于是,他就向陳先生提議,能不能跟他學梵文、巴利文等,就是原始佛典的語言,但是限于當時的條件,陳寅恪沒有開課。

  第三門選修課很有意思,當時教課的老師不是清華的而是燕京大學(今北京大學)的講師,還是一位梳著“瑪麗亞小卷”的教師,她就是冰心。當時眾多學生去聽她的課,可是一進教室,冰心就說,沒有報名修此課的同學,下一次課請不要再來。結果季羨林等同學再也沒敢去聽冰心的課。

  清華大學畢業后,季羨林的工作找得并不順利,最后回到濟南高中教國文。他專修的是德文,教的卻是國文,如履薄冰地教了一年,學生中有不少人比他年齡還要大,而且在家鄉都念過私塾,對付這樣的學生是很不容易的。第一年,季羨林是提心吊膽過的,他生怕自己的飯碗會丟掉。正在這個時候,命運之神又悄悄向他招了手。他在清華的老師馮友蘭先生主持了一個中德交換研究生的項目,季羨林被選中。于是,24歲的季羨林借清華與德國交換留學生之機,遠赴德國留學。這個時候,他還沒有完全決定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學者,因為自己仍然面臨著專業上的多種選擇。

  在辦理出國手續時,季羨林住在清華大學工字廳招待所,同屋住的一個清華校友是一家保險公司的總經理,這位校友與他夜半聯床,娓娓對談,再三勸他到德國學保險。在多種選擇面前,季羨林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最后他選的主系是印度學,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除了學習梵文、巴利文外,還學習了俄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由于二戰爆發,他滯留德國近11年,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精通了英語、德語、梵文、巴利文、吠陀語,熟知了法語、俄語,并成為中國唯一、世界也不多見的通曉中亞古代語言吐火羅語專家,在印度史、印度佛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學等多學科、多領域打下了深厚的基礎。這期間他用德文寫成并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的幾篇學術論文,奠定了他在國際印度學領域的權威地位,至今這些論文仍是該領域的重要文獻,引用頻率很高。

  1946年,經陳寅恪先生推薦,胡適、傅斯年、湯用彤三位先生聘請季羨林為北京大學教授兼新創辦的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那時他只有35歲。

     做學問的經驗

  季羨林先生在北京大學執教五六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為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界有影響力的人物,也成為國際上著名的中國學者之一。他精通多種外文,著作等身,不僅為學界留下了豐厚的寶貴的學術資料,還為中國了解世界打開了一個重要的窗口。追尋他的足跡,我想最重要的經驗有三條:

  一是方向明確。季羨林先生引用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到的宋晏殊《鵲踏枝》中的幾句詞“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來說明。“望盡天涯路”是要選擇方向。季羨林先生在德國留學期間,就確定了畢生努力的方向。上世紀50年代由于中外關系的原因,必要的研究資料缺乏,但他的方向從未動搖過,他抱定“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的決心,堅持沿自己選擇的方向走下去。甚至在“文革”的時候,也毫不動搖,利用看大門的機會,花費數年時間,將250萬字的印度偉大史詩《羅摩衍那》譯為中文,成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二是持之以恒,畢生勤奮。季羨林先生還引用王國維提到的宋歐陽修《蝶戀花》的幾句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來說明人需恒久勤奮的道理,認為這是成功的關鍵。他認為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必須積累極其豐富的資料,并加以細致的分析和研究。雖然會遇到層出不窮和意想不到的困難,但一定要堅忍不拔,百折不撓,不允許有任何僥幸求成的想法,也不允許徘徊猶豫,這樣才能取得成功,收獲成果。

  季羨林先生曾擔任北大東語系系主任40年,期間還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等多種職務,雖然繁忙的行政工作和馬不停蹄的社會活動經常讓他感到筋疲力盡,但他對學術研究卻從未有過絲毫的松懈,充分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時間,他自己戲稱時間的“邊角廢料”都充分利用起來了。他還說自己的經驗壓縮成兩個字,就是勤奮,爭分奪秒,念念不忘,勤奮出靈感。魯迅先生講過一個笑話:江湖郎中叫賣治臭蟲的妙方,一個人買下,卻是一個紙卷,層層用紙包著,最里邊的一張紙上寫著兩個字“勤捉”。季先生就從中悟出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勤奮再勤奮。

  季先生每天早晨4點鐘起床,不管刮風下雨、天冷天熱,從未間斷。于是就有人問,你早晨4點起床,不困嗎?他笑笑說,我是常人,怎么會不困呢?只是我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靜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他又說:時間是個常數,它公平無私,對任何人都一樣,就看你如何運用了。正如古人所云:“百年能幾日,忍不惜光陰”。正是由于畢生勤奮,他才積稿盈室,著作等身。

  三是做學問的徹底性。在德國留學期間,季羨林先生受到德國提倡的“徹底性”的影響很大。學風異常地認真、細致、嚴謹,寫文章要再三斟酌,盡量做到天衣無縫才去發表。

  他曾回憶,在哥廷根大學做畢業論文時,曾花了很長時間寫緒論,可他的導師瓦爾德·施密特教授在這篇緒論前畫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后畫了一個后括號,就是說,這篇緒論統統不能要,看上去面面俱到,但實際上毫無價值。這件事給季先生的刺激和啟發很大,使他畢生受用不盡。季羨林先生的畢業論文完成以后,老師又要求他從頭至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和報刊。他寫畢業論文花了3年時間查閱書籍報刊資料,再重新借閱一遍,心里雖然很煩躁,但老師要求嚴格,他便硬著頭皮,耐住性子去做,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資料重新核對一遍,避免發生任何一點錯誤。這篇畢業論文學術價值很高,引文準確無誤,至今仍是印度學領域的權威著作。

  1947年,季羨林先生用中英文兩種語言發表了力作《浮屠與佛》,發未發之微,提出“佛陀”乃“佛”之加長,“佛”非“佛陀”之略稱,使“佛”的出現早于“佛陀”這一史實得以澄清。43年之后的1990年,他又寫成《再談浮屠與佛》,靠多年積累的大量資料,解決了前文中遺留下來的一個問題,論證了浮屠、佛陀來自于大夏語,而“佛”則譯自其他伊朗語族文字,以此證明佛教傳入中國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國,用“浮屠”“佛陀”;另一條路線是印度—中亞新疆小國—中國,更正了前文中的“佛教直接入華說”。有了這樣的徹底性,季羨林先生在寫作的時候,掌握一條原則,絕不重復陳詞濫調,沒有新意的不寫。他常說:鸚鵡學舌,非我所能;陳陳相因,非我所愿,寫一篇文章,總想在里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點新看法。季先生一生留下的1000多萬字的論著,論文長的一篇有10多萬字,短的只有幾百字,還有散文、序、跋,篇篇沒有類似之處,新論新意迭出。他的一部部學術專著,也都是填補空白之作,佛教研究是這樣,語言學研究是這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也是這樣,一部《糖史》,成為歷史學領域獨占鰲頭之作,其地位足以與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相伯仲。

  季羨林先生做學問的徹底性,不僅表現在學術上追求新論、新意,還表現在嚴謹而細致的治學態度上。即便是遣詞造句這樣的小事,他也從來不敢稍有懈怠,年齡越大,地位越高,對讀者的責任心越強。他曾說過,自己年輕時寫的文章,有一些不常見的詞兒,那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概使然。而到老年,膽子越來越小,經常翻查字典,往往是心中想出一個詞兒,如果稍有懷疑,則以詞典為據,詞典中沒有的,決不寫進文章,簡直有點戰戰兢兢的意味了。他態度明朗地指出:我不敢贊成現在有一些人那種生造新詞兒的辦法,這些詞兒看上去非常別扭。他就是抱著這樣嚴肅的態度寫作,決不含糊。他寫東西有一條金科玉律:沒有靈感時,決不下筆。

  由于這些原因,王國維治學三境界中的第三境,即辛棄疾《青玉案·元夕》中所說:“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一境界,季羨林先生早就順理成章地達到了,而且是有所超越。他達到的是一個新境界,那就是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所說的兩句詩:“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通過“勤”和“苦”,抓住一個問題不放的嚴謹態度,沉心靜氣地做學問,這就是季羨林先生“竭澤而漁”的治學精神,也是他能取得成功的秘訣所在。(來源:人民政協報)